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1654号

原告王佑平(曾用名王凤兰),女,。

原告黄浩然,男。

法定代理人王佑平,系黄浩然之母,即本案原告。

原告黄成木,武汉市建设局材料站退休职工。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万利强(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霄(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法定代表人夏家红,院长。

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

法定代表人李玲生,院长。

委托代理人邸方(特别授权代理),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以下简称王佑平等3人)诉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东西湖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侯立平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静萍、李国良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2014年7月7日,王佑平等3人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东西湖医院在对患者黄祥进行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有过错,则其过错与患者黄祥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则过错参与度是多少等事项委托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5年7月6日向本院出具鄂明医鉴字(2015)第09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因工作变动,本案合议庭成员变更为由审判员侯立平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静萍、林玲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佑平及王佑平等3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万利强、杨霄,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委托代理人万玲、陈文,被告东西湖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顾非、邸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佑平等3人诉称:患者黄祥系王佑平的丈夫,黄浩然的父亲,黄成木的儿子。2014年03月09日上午,黄祥因“反复头疼半月,突发意识不清”,被家属送至东西湖医院进行医治,东西湖医院经门诊CT检查显示“脑室出血”,后收治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额叶出血破入脑室,高血压病三级。同日上午9时对黄祥行左侧脑室外定向软通道置管引流术和气管切开术,术后东西湖医院只是进行止血、降压等治疗,只考虑出血原因为高血压而从未考虑是动脉瘤所致,黄祥虽在术后当日下午情况好转,但随后住院9天过程中病情却一直逐渐加重,昏迷不醒,每当黄祥家属询问黄祥病情并要求转院时,都被告知病情在转换之中,2014年3月17日下午5时许,黄祥突发意识障碍伴呼吸困难且气管切开处大出血,急行CT示脑室内在出血伴急性脑积水,东西湖医院考虑动脉瘤破裂可能性大,并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同日转入武汉市中心医院治疗。黄祥转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诊断为: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颅内感染、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积血、梗阻性脑积血、肺部感染、癫痫等,并于3月18日、19日分别行左、右侧侧脑室颅角钻孔外引流术。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黄祥病情不断加重,于2004年5月2日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王佑平等3人认为,动脉瘤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加以正确治疗,黄祥的生命是可以挽回的。东西湖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作为专业医院,应当对黄祥的病情进行及时正确的诊断并加以治疗。但东西湖医院未能正确诊断黄祥病情,未诊断出动脉瘤并出血,也未能针对动脉瘤作进一步的治疗和预防,因严重误诊误治致使错失了治疗动脉瘤的最佳时机,导致动脉瘤再次破裂。武汉市中心医院未能积极治疗黄祥病情导致病情加重及并发症不断涌现,东西湖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且最终导致黄祥的死亡,故理应对黄祥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故王佑平等3人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东西湖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连带赔偿王佑平等3人各项损失合计为803,320.69元[其中医疗费31,091.69元(东西湖医院4,512.91元,中心医院26,578.78元)、护理费4,339元(28,792元/年÷365天×9天+28,792元/天÷365天×4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750元(50元/天×9天+50元/天×46天)、死亡赔偿金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丧葬费21,609元(43,217元/年÷2)、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3,491元(16,681元/年×12年÷2+16,681元/年×15年÷3)、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东西湖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承担。

原告王佑平等3人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东西湖医院门诊病历、东西湖医院住院病历,拟证明黄祥在东西湖区医院的诊疗经过;

证据二、武汉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历四份、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死亡户口注销单,拟证明黄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诊疗经过,因治疗无效死亡;

证据三、户口本、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两份,拟证明王佑平等3人与黄祥的身份关系,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黄祥系城镇户口;

证据四、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结算清单5份,拟证明黄祥住院所花医疗费用;

证据五、鄂明医鉴字(2015)第09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用票据、法医司法鉴定受理协议书,拟证明东西湖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王佑平等3人支付鉴定费用11,000元。

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辩称:黄祥于2014年3月17日入住我院,呈中度昏迷,在我院的治疗过程中,我院诊断是明确的,患者症状表现为突发头痛,意识不清,CT表现为左侧额叶出血破入脑室,术后有低热,我院接诊时高度考虑脑血管病变,动脉瘤出血可能,并且考虑合并颅内感染可能,所以于2014年3月18日术中就送脑积液检查证实颅内感染,并且同日行头颅CTA证实颅内动脉瘤。所以诊断明确,我院神经外科诊疗符合常规。我院的治疗符合颅内感染常规,诊疗规范,用药合理,指征合格,但颅内感染等疾病严重,治疗效果不佳,2014年4月7日经与家属沟通,家属签字要求停止使用抗生素,遂患者最终于2014年5月2日死亡。鉴定意见陈述我院告知不全,我院的告知符合病历记载的相关规定;颅内感染属于术后感染,患者3月17日入住我院后,我院对患者进行钻孔引流时采取标本,我院可以确定病人的感染是在我院手术之前就感染了,这与鉴定意见书不一致,患者最终死亡原因是动脉瘤,即便有颅内感染,都可能是患者病情所需要的手术导致的并发症。

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东西湖医院辩称:1、患者黄祥39岁,因反复头痛半月,突发意识不清10小时,于2014年3月9日7时10分收住我院外科重症病房,由于该患者属××病人,随时有形成急性脑积水的可能,为了为后期治疗和检查赢得时间和空间,入院后我院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后立即进行手术,术后第一天就和患者家属交代,该患者动脉瘤可能性大,因我院无DSA检查,以免贻误病情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并反复交代有再出血可能,随时可能危及生命,但患者姐姐要求待病情完全平稳后再转院做进一步检查。我院尽到了告知义务。2、我院经治疗患者黄祥病情基本平稳后,为了给后续治疗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我院转上级医院治疗是正确的。3、转院时,黄祥神志恍惚,呼之有睁眼反映,能简单回答问题,GCS12分左右,并未造成患者神经功能严重损伤和不可挽回的后果,我院不存在贻误治疗时机,故转院时机是合理的;患者病情加重为脑积水加重所致并非动脉瘤破裂出血致颅内损伤所致。4、我院的治疗符合诊疗常规,尽了告知义务,不存在失误之处。在鉴定过程中,黄祥没有尸检,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不能确定,司法鉴定意见不能确定黄祥死亡与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确定我院的医疗过错责任。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法院委托的事项没有完成。

被告东西湖医院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对原告王佑平等3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中的户口本、结婚证、证据四、证据五中的鉴定费用票据、法医司法鉴定受理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中的亲属关系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只是居委会证明,没有效力,黄成木有几个子女的证明不足;对证据五中的鄂明医鉴字(2015)第09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认为患者黄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有四次住院,有四套病历,病历较多不便查找,鉴定机构认为有四次告知手续不全,但是××患者家属沟通的告知单,且认为不是每一次病程记录上记录“向家属交代病情”都应有相应的医患沟通记录;武汉市中心医院术前对患者脑积液进行了检查,患者颅内感染不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生的;法医司法鉴定受理协议书中约定的鉴定费为10,000元,但是王佑平等3人却向鉴定机构缴纳了11,000元的鉴定费,故对鉴定意见的客观真实性有异议。

被告东西湖医院对原告王佑平等3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质证意见。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认证认为,王佑平等3人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中的户口本、结婚证、证据四、证据五中的鉴定费用票据、法医司法鉴定受理协议书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王佑平等3人提交的证据三中的亲属关系证明系原件,且加盖有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吴家山街额头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印章,居委会可以证明其成员亲属关系,且武汉市中心医院和东西湖医院均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推翻该证据,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王佑平等3人提交的证据五中的鄂明医鉴字(2015)第09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王佑平等3人实际缴纳的鉴定费比受理协议书中约定的鉴定费多出了1,000元,但王佑平等3人解释签订受理协议之后时隔5个多月才缴纳鉴定费用,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要求缴纳11,000元,故缴纳了11,000元,符合市场变化的常理,且武汉市中心医院与东西湖医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的情况,故对该鉴定结论,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王佑平系黄祥的妻子,黄浩然系黄祥的儿子,黄成木系黄祥的父亲,黄祥的母亲已去世。黄成木共有长子黄志、次子黄祥、女儿黄艳三个子女。王佑平等3人及黄祥均系武汉市东西湖区。

2015年公布的上一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24,852元/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681元/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3,217元/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28,729元/年。

2014年3月9日上午7:31,黄祥因“反复头疼半月,突发意识不清10小时”到东西湖医院门诊检查,门诊CT检查显示“脑室内出血”,随后收治入院,入院诊断为:左额叶出血破入脑室,高血压病三级;同日对黄祥行左侧脑室外定向软通道置管引流术和气管切开术;黄祥于3月17日16:50,突发意识障碍,昏睡状,伴呼吸困难,急行重置气管导管后,呼吸平稳,复查头部CT示脑室内在出血伴急性脑积水,考虑动脉瘤破裂出血伴急性脑积水可能性大,建议转上级定点医院进一步治疗。随后转入武汉市中心医院治疗。黄祥在东西湖医院的出院诊断为:左额叶出血破入脑室,动脉瘤可能;急性脑积水;高血压病三级。黄祥在东西湖医院实际住院9天。住院期间,王佑平等3人支付医疗费4,512.91元。

黄祥于3月17日以“脑出血术后8天,再发意识障碍近4小时”入住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查体:血压160/85mmHg,中度昏迷,GCS评分6分,查体不合作,双瞳孔等大等圆,光反射消失。入院诊断:左额叶出血破入脑室术后;脑室系统扩大;高血压病三级(极高危);气管切开术后。3月18日黄祥突发双瞳散大,于急诊局麻下行左侧侧脑室钻孔外引流术,术后引流管引流不畅;3月18日脑脊液生化报告单显示,3月18日16:04接收脑脊液样本,16:35做出脑脊液生化报告,脑脊液蛋白高,脑脊液糖低;3月19日在局麻+强化下行双侧侧脑室钻孔外引流术。入院后行头颅CTA检查提示前交通动脉瘤。行腰椎穿刺术示:颅内感染,给予抗感染治疗。4月21日查头部CT示:右侧额叶灶状出血,脑内多发梗死灶,软化灶,脑积水,颅骨呈术后改变。4月30日诊断: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颅内感染;右侧额叶脑灶状出血;脑积水;脑室外引流术后;高血压病三级;肺部感染;癫痫。2014年5月2日16:29黄祥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循环衰竭;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颅内感染;右侧额叶脑灶状出血;脑积水;高血压病三级;肺部感染;癫痫。死亡诊断: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颅内感染;右侧额叶脑灶状出血;脑积水;脑室外引流术后;高血压病三级;肺部感染;癫痫。黄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实际住院46天。住院期间,王佑平等3人支付医疗费26,578.78元。

黄祥死亡后,王佑平等3人未对黄祥尸体进行尸检。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直接导致黄祥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呼吸循环衰竭,引起呼吸循环衰竭的疾病或情况为脑积水,引起脑积水的疾病或情况为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

2014年7月7日,王佑平等3人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武汉市中心医院、东西湖医院在对患者黄祥进行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有过错,则其过错与患者黄祥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则过错参与度是多少等事项委托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5年7月6日向本院出具鄂明医鉴字(2015)第09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四项分析说明部分载明:1、关于黄祥死亡原因,黄祥死后,没有进行尸检,准确的死亡原因不能认定,从送检病历资料综合分析,符合因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致脑功能障碍死亡;3、关于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医疗行为,病程记录显示:黄祥进院时血压219/116mmHg,行引流术后,3月9日16:00血压175/110mmHg,其他生命体征正常;3月9日7:10,首次病程记录即有鉴别诊断:(2)动脉瘤;3月10日9:00XX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建议病情平稳后转上级医院行DSA检查,此时血压157/87mmHg,其他生命体征正常范围;3月10日16:00至3月17日9:00,患者除“血压偏高”外,其他生命体征正常范围,神志清楚,双瞳孔等大等圆,D≈3mm,3月15日拔出引流管,3月16日拔出气管导管,患者无呼吸困难及神志改变,3月17日9:00,夜间无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血氧饱和度尚可,目前颅内出血已基本吸收;在此期间,黄祥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应及时行CTA、MRA、DSA进一步检查,除外颅内血管病变情况,但东西湖医院没有抓住时机作此类检查;2014年3月17日9:××患者家属转上一级医院进一步诊治,行脑血管造影检查,但患者家属要求暂在我院继续治疗”;从送检病历资料看,没有医方就此问题和患方沟通谈话记录,更无患方知情同意与否签字,而且“患者家属要求暂在我院继续治疗”,并未拒绝行DSA检查,而行DSA等检查是判明有无颅内血管瘤的重要方法,决定着下一步治疗方案的施行;东西湖医院对此显然存在××情预料不足,认识不够,对黄祥家属告知不全,没有抓住时机行DSA检查,及时进行根治手术,而且对血压一直未能控制在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致使黄祥其后再次发生脑血管瘤破裂出血而造成不可挽回后果,东西湖医院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在整个医疗行为过错中占50%-60%;4、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诊疗行为,武汉市中心医院病历反映,2014年5月3日死亡病历讨论记录:梁X主任医师、王X副主任医师、陈X副主任医师、吴XX主治医师、××患者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合并颅内感染诊断明确”,“外科手术和术后留置引流管等其他因素都有可能引起颅内感染”,“经验教训:外科手术一定要注意无菌原则,最终预后不好的病人需向患者家属反复交代病情,充分告知预后”;东西湖医院2014年3月13日化验单:痰培养+药敏“未检出致病菌”,同日脑脊液培养+药敏,“培养无病菌生长”,同日“脑脊液常规”,“WBC5.15×10∧9/L”;武汉市中心医院病程记录,“3月20日8:23,3月18日查脑脊液,糖低蛋白高,培养可见革兰氏阳性细菌”,“提示颅内感染不排除”,3月24日8:29,前三次脑脊液培养:屎肠球菌,目前颅内感染诊断明确,3月27日8:23痰培养,肺炎克雷伯俊菌,双肺可闻及散在湿罗音,而且从3月18日8:20起至4月11日9:00,体温基本在38℃-39℃之间;病历反映:3月18日9:10-9:40,行左侧侧脑室钻孔外引流术,3月19日17:30-19:00行右侧侧脑室钻孔外引流术,两次手术均使颅脑与外界相通,颅内感染几率大为增加,因此可以认定,黄祥颅内感染,与此二次手术有直接关系,对黄祥死亡有明显不利影响;病历中虽多次提到“向家属交代病情”(如4月22日9:00、4月26日9:00、4月27日9:00、4月30日9:00),但均未见有沟通告知签字,存在告知手续不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之规定;综上,武汉市中心医院对黄祥治疗行为存在告知不全,颅内感染属术后医院内感染,与黄祥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考虑到黄祥入院已呈深昏迷,病情严重,治疗难度大,故评定其过错程度在整个医疗行为中占轻微责任,过错参与度为10%-15%。第五项鉴定意见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东西湖医院在对黄祥的诊疗过程中均存在医疗过错,与黄祥死亡后果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总医疗过错参与度60%-75%,其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占10%-15%,东西湖医院占50%-60%。此次司法鉴定费11,000元由王佑平等3人支付。

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调解无果。

本院认为,黄祥于2014年3月9日入住东西湖医院,于2014年3月17日入住武汉市中心医院,黄祥与东西湖医院,与武汉市中心医院均分别形成医疗关系。经湖北明鉴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确定,东西湖医院在对黄祥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黄祥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医疗过错参与度占50%-60%,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本院酌定东西湖医院对黄祥死亡的后果承担55%的赔偿责任;武汉市中心医院在对患者黄祥的诊疗过程中,也存在一定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黄祥死亡后果间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其医疗过错参与度占10%-15%,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本院酌定武汉市中心医院应对黄祥死亡的后果承担12%的赔偿责任。武汉市中心医院辩称其于2014年3月18日手术中就送脑脊液检查证实颅内感染,其可以确定黄祥颅内感染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手术之前就感染了,但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排除黄祥颅内感染系在其医院发生的,故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王佑平系黄祥的妻子,黄浩然系黄祥的儿子,黄成木系黄祥的父亲,王佑平等3人系本案的赔偿权利人。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核定王佑平等3人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结合被抚养人黄浩然、黄成木的年龄及抚养人情况计算,为183,491元[16,681元/年×(18年-6年)÷2+16,681元/年×(20年-5年)÷3);3、丧葬费根据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21,609元(43,217元/年÷2);4、护理费4,329元(28,729元/年÷365天×9天+28,729元/天÷365天×46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825元(15元/天×9天+15元/天×46天);6、交通费本院酌定为2,000元;7、鉴定费11,000元。以上款项合计720,294元,由东西湖医院承担55%,即为396,162元(720,294元×55%);武汉市中心医院承担12%,即86,435元(720,294元×12%)。另外,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东西湖医院向王佑平等3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武汉市中心医院向王佑平等3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综上,东西湖医院应赔偿王佑平等3人的费用合计426,162元(396,162元+30,000元),武汉市中心医院应赔偿王佑平等3人的费用合计92,435元(86,435元+6,000元)。

因王佑平等3人支付的医疗费31,091.69元(支付东西湖医院4,512.91元,支付武汉市中心医院26,578.78元)系为治疗黄祥原发病产生的医疗费用,故该医疗费用与东西湖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对黄祥的诊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无直接因果关系,故王佑平等3人要求东西湖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赔偿其全部医疗费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赔偿给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各项损失合计426,162元;

二、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赔偿给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各项损失合计92,435元;

二、驳回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10元,邮寄费40元,合计4,050元,由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负担1,462元,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负担2,127元,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负担461元。因上述款项已由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预交本院,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王佑平、黄浩然、黄成木支付其承担的相应款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侯立平

人民陪审员  林玲琍

人民陪审员  刘静萍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舒 龙

 


2018年05月21日

王佑平、黄浩然等与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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