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2018)鄂0104民初1204号

原告:胡爱国,女,193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胡青容,女,195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汪瑾华,女,198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汪奇龙,男,198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

原告胡爱国、胡青容、汪瑾华、汪奇龙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玉毅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奇龙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被告同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12233.65元。其中医疗费76617.40元,护理费805.7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元,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076.67元,交通费3000元,以上合计700467.3元,按50%要求赔偿,另主张鉴定费12000元,精神损善抚慰金50000元。2.木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患者汪季春,男,1959年3月12日出生,入院时57岁。2002年,患者经B超发现肝左外叶肿块,当时未治疗,后定期检查发现肝脏肿块逐渐增大,因对生活和工作并无影响,故仍未进行治疗。到2016年7月,患者感觉自己于上腹部可触及该肿块,遂于2016年7月17日至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GT检查示:肝左外叶巨大占位。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患者于2016年7月19日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查体:上腹部剑突下可触及一直径约l200px的肿块,质地较硬,无压痛,其余体格检查均无异常。入院诊断为:肝占位。入院后行相关检查,20日查血,患者有轻度贫血,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6.3秒(正常为29-42),除此以外,其它血液指标正常。另外,患者的心电图正常,肺功能无明显异常。影像方面,20日行CT见:肝左叶见巨大的混杂密度灶,内可见片状高密度影,肿块大小约23*325px,可见多个供血动脉包绕:门静脉主干及周围血管明显受压;诊断意见为:肝左叶巨大占位病灶,多考虑肿瘤××变。21日行MR,诊断意见为:肝左叶巨大占位××变,多考虑恶性肿瘤。26日,医生以“肝占位”要求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对于家属的担忧,医生称手术只要两三个小时,很安全。医生嘱术前备悬浮红细胞4单位、新鲜冰冻血浆400ml。27日8:53,患者入手术室,行全麻下左半肝切除术。水中探查发现,患者肝脏左外叶及4b段见巨大肿瘤,肿瘤可见明显包膜,包膜内可见多条供血及回流血管,肿瘤侵及尾状叶,紧邻下腔静脉。术中诊断为:肝细胞癌(肝左叶),医生遂决定行肝左半叶+尾状叶切除术。但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发生大出血,患者出血量高达7000ml,并发生失血性休克,生命垂危。19:20,患者被从手术室转入ICU,当时血压低、心率快,呼吸低。急查血,凝血功能、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心肌酶谱等备项指标严重异常。医生给患者行输血、止血、升压、纠酸等治疗。但没有任何效果,患者病情急剧恶化.28日12:35,患者心率下降至50次/分,继而出现心脏骤停,血压测不出,行心肺复苏,无果。13:22,患者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记录》记载,死亡原因:1.失血性休克;2.多器官功能衰竭(肝脏、肾脏、中枢、凝血)。死亡诊断:1.肝占位切除术后;2.失血性休克;3.多器官功能衰竭。8月1日,被告出具病理检查报告示:(肝左叶)考虑血管周细胞肿瘤(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可能性大。原告认为,患者本为良性肿瘤,但被告诊断为肝癌,属于诊断错误;因为错误的诊断,导致医生选择切除肿瘤的治疗方案错误;医生在术前没有作充分的准备;在手术中又没有尽到谨慎和高度注意义务,未及时终止手术,且操作不当致患者大失血;大出血后未及时止血,这些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被告的过错,给原告身心造成巨大伤害,依法应当承担责任。故原告诉至木院,诉请如前。

被告同济医院辩称:1.医院在整个治疗过程申,按照医疗原则和临床规范进行,符合医疗规范,医方不存在过错,不认可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鄂明医临鉴字[2018]第03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要求重新鉴定。2.被答辩人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之后,部分诉讼请求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三汪季春的户口本、汪奇龙结婚证、汪奇龙的房屋所有权证、汪奇龙的土地使用权证、证明(郑阁社区居委会)、证明(村委会)、2014年至2017年部分电费发票25份、胡爱国的户口本、物业服务专用收据2份。证明:1.四原告与患者汪季春的身份关系。2.患者儿子汪奇龙和儿媳胡莎莎于2011年在孝感市××南区购买商品房。3.患者汪季春与妻于胡青容于2012年起就与儿子汪奇龙、儿媳胡莎莎一起在上述房屋居住、生活,直到2016年7月生病住院。4.患者兄弟姐妹九人,患者母亲为农村户口,属于被抚养人。患者父亲已去世。提交证据四房屋租赁协议2份、汪奇龙的营业执照、熊沛的营业执照、熊沛的身份证复印件、熊沛的证明、汪瑾华与熊沛的结婚证、车站社区居委会证明、范改忠的房屋所有权证、范改忠的身份证复印件、范改忠的证明。证明:1、汪奇龙于2012年即从范改忠处租赁孝南区黄陂西路的房屋用于开摩托车修理、电动车销售店,营业执照显示该摩托车、电动车行的个体工商户主为汪季春之子汪奇龙和汪季春女婿熊沛,实际经营者为汪奇龙,患者汪季春从2102年就帮儿子看店,直到2016年生病住院。2、结合证据三,证明患者住院前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年以上,应当按城镇户口计算赔偿标准。被告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第一项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项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三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汪季春住在该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无租金的银行流水,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本院对此认定如下,综合评判以上证据,足以证实:1.原告胡爱国、胡青容、汪瑾华、汪奇龙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2.患者汪季春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3.患者汪季春生前的被扶养人有胡爱国一人,九人共同扶养。

2.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五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票据,证明被告存在医疗过错、鉴定费用。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本院对此认定如下:鉴定意见书的委托和鉴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被告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相反证据,故被告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前述《鉴定意见书》将作为本案确定原告损失、被告过错及因果关系等的重要依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胡爱国系汪季春之母,原告胡青容系汪季春之妻,原告汪瑾华系汪季春之女,原告汪奇龙系汪季春之子。患者汪季春于2002年B超检查时发现肝脏肿块逐渐增大,因对生活无影响,故未行治疗,2016年7月17日在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CT检查示:肝左外叶巨大占位,于2016年7月19日入住同济医院治疗,诊为肝左叶巨大占位××变,多考虑恶性肿瘤,经术前检查及术前准备于2016年7月27日全麻下行左半肝切除术,同月28日12时35分病情突变,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患者在医方治疗过程中医方存在过错,故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患者汪奇龙共计住院治疗9天,原告自费医疗费76617.40元,事发时患者汪奇龙年满57周岁。患者汪奇龙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其被扶养人胡爱国一人,已年满86周岁,应由九人共同扶养。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就本案所涉医疗事件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鄂明医临鉴字[2018]第030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汪季春在医方治疗过程中,医方存在过失,与其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构成C级医疗过失,医方负次要责任,医疗过失参与度为30-40%左右。分析说明部分指出:……5.病人病史长,肿瘤巨大,医方对术中大出血等风险重视不够,预估不足,对术中短时间内大剂量输入万文(总量6500ml),不能排除加重了病人凝血功能障碍,加重了出血和休克的发生,为医方在本病例治疗过程中存在的过失,与被鉴定人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一、被告在对患者汪季春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二、患者汪季春的哪些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三、被告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

一、被告在对患者汪季春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前述《鉴定意见书》中明确指出:病人病史长,肿瘤巨大,医方对术中大出血等风险重视不够,预估不足,对术中短时间内大剂量输入万文(总量6500ml),不能排除加重了病人凝血功能障碍,加重了出血和休克的发生,为医方在本病例治疗过程中存在的过失,与被鉴定人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故本院认定被告同济医院在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患者汪季春的哪些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探索性,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及与原告所受损害的关联性等应由具有医疗专业技术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及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该意见理应成为法院认定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结合鉴定意见书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本案中与被告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包括:1、医疗费:76617.40元。2、护理费32677元/年÷365天×9天=805.73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5元/天×9天=135元。4、死亡赔偿金29386元/年×20年=587720元。5、丧葬费25707.5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10938元/年×5年÷9人=6076.67元。7、交通费考虑到患者在外地酌定1000元。8、鉴定费12000元。以上共计710062.3元。

三、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过错责任原则是医疗纠纷案件的基本归责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医疗机构要承担侵权责任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医疗机构实施了诊疗行为;二是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三是患者发生了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不利后果;四是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医疗机构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对与其过错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患者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对于前述第二部分所计算的患者的经济损失,是与被告的过错行为有因果关系的,因此被告应当就此承担赔偿责任。前述鉴定意见书指出:被鉴定人汪季春在医方治疗过程中,医方存在过失,与其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构成C级医疗过失,医方负次要责任,医疗过失参与度为30-40%左右。本院结合患者的病情及多方面因素考虑,认为被告同济医院应当承担35%的赔偿责任为宜,即248521.81元。同时,被告同济医院的过错医疗行为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失,本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7500元,以上共计266021.81元。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支付各项赔偿共计266021.81元。

二、驳回原告胡爱国、胡青容、汪瑾华、汪奇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81元,由原告承担500元,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承担681元。(该款项已由原告垫付,由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路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玉毅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 珂

 


2019年03月05日

胡爱国、胡青容等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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